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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文稿:深刻剖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汝信、周新城、杨承训访谈录
2010-12-14 00:00 北风  红旗文稿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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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过去,世界经济仍然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这场危机是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萧条后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使人们不得不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思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副院长主编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低潮中的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理论》和《世界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观点扫描》,何秉孟研究员主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经济危机跟踪研究》,正是集中反映了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探索。近日,本刊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杨承训,就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本原因以及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和探索等问题,请他们谈了自己的看法。

    问:汝信院长,非常感谢您接受我刊的采访。您认为上述这些对这次金融危机研究的成果及其探索的意义在哪里?

    汝信:我认为,这些研究和探索的意义就在于这些研究成果是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下进行的,深刻地揭示了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本原因,对有关的西方思想理论,如新自由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批判和分析,并且对当代资本主义走向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做出科学的判断。这些问题都是我国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国际热点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问:您认为这些研究和探索的新认识都有哪些,具体来说,有哪些认识是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

    汝信:我认为有三点认识,我们必须重视。第一,这次危机正是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除了个别经济学家曾有所预见外,包括当政者和经济界高级人士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他们甚至声称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已成为历史,经济周期也已不复存在,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预防经济衰退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手段。在危机发生后,他们对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也仍然没有正确的本质的认识,而仅仅找到一些表层的原因,如金融家的贪婪、过度的投机行为、银行监管制度的缺失和公众消费信心不足等,甚至有人荒谬地把危机归咎于美国人的消费方式加上中国的货币汇率。他们否认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把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政策和行为的偶然失误以及某些外部因素的冲击。与此相反,《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低潮中的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理论》这本书的贡献就在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揭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即源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和竞争的压力使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而社会财富分配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则使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尽管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与以前经济危机相比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如虚拟资本的急剧膨胀、金融衍生品的滥用导致资产泡沫的破裂和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是生产趋向于全球化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却依旧,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未变。这就为众说纷纭的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

    第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也宣告了近一个时期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彻底破产。《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低潮中的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理论》一书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及其促成这次金融危机所起的恶劣作用,做了深入的剖析,深刻地揭露其理论的虚妄和推行的经济社会政策的阶级实质。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代表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打着“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1990年更以此为理论依据炮制了所谓“华盛顿共识”,主张压缩财政赤字降低社会福利、国有企业私有化、利率市场化、金融与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贸的限制和政府的监管、保护私人财产权等,并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为后盾向世界许多国家强制推行。该书尖锐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成为一种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它不仅不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反而对受其影响的许多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使它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西方有些人提出要回到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以应付危机拯救资本主义。对此,该书也作了评析,指出这两种药方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无法根绝经济危机,都不能改变资本主义衰颓的趋势。应该说,该书打破了对这些西方理论的盲目迷信,使人正确地认识其理论实质和社会作用,是一服良好的清醒剂,证明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科学论断仍然是完全适用的。

    第三,以宽广的国际视野观测了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未来发展的走向。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力量消长的角度来看,这次席卷全球的危机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结束了西方某些理论家所鼓吹的历史已告终结,资本主义将永世长存的神话,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进行反思,这无疑将有助于现正处于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奋进。但更重要的是,当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苦苦挣扎的时候,中国却成功地克服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和不利影响,实现了国民经济高速稳定发展的目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无法摆脱自身的痼疾,也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胜利,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信念,也激励我们更努力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工作。中国的成功就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贡献。当然,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从不奢望能准确地预测未来,而只是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存在的问题,指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

    问:周新城教授,金融危机后全世界都在对这场危机进行思考。您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出路何在?

    周新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发展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且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世界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观点扫描》一书,收集了世界各国、各界人士对这场危机的思考,既有国际共产党人和左派组织的评析,也有欧美、亚太、拉美各界的反思,最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学者的观点摘要,它为进一步研究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及其未来发展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本书清楚地表明,世界金融危机对各个国家、各个阶级都带来了冲击,但出于不同的利益,不同阶级对金融危机的看法很不一样。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者来说,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次危机是多年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西方国家许多学者在谴责新自由主义,他们指出:“华尔街被自己标榜的新自由主义搞成如此狼狈不堪”,“不能毫无批判便相信市场的魔法”,“经济学教科书应该重写”。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说,“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一度被他们奉为经济繁荣的神明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格林斯潘,成了主要的批判对象。他们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因此主张改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也有一些学者仍在为新自由主义辩护,认为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考虑欠周的政府举措扭曲了市场”,反对实行凯恩斯主义。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大多数西方学者有一点是共同的:危机是具体政策造成的,只要调整一下政策,危机就会过去,不会给资本主义带来根本性的损害。他们是资本主义永恒论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肯定是阳光灿烂。其实,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不是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只是加剧或缓和危机的一种因素。调整政策也许可以减轻危机带来的损害,但不能根除危机。

    反思的关键是,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对此,国际共产党人的看法大体是一致的: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这种怪物。危机表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苏东剧变以后沉寂了近2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迈向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书中收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观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些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这次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次危机向世界再次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真理性。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内部固有的矛盾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化解,就必然表现为周期性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危机过后,不仅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而且加剧了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为更剧烈的危机创造条件。人类社会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在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尽管受到严重的冲击,但依靠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顶住了危机的冲击,而且保持了8%的增长率,在世界上“一枝独秀”。事实证明,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它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问:您认为面对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中国应该怎样把握机遇和挑战?

    周新城: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需要反思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资本主义世界不可避免发生的经济危机必然会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我们在指导思想上,一方面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来思考我国的发展战略,勇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来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办。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这是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方针,也是我们党总结对外开放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应该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把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应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按照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来利用外资,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制止跨国公司控制和垄断我国某些行业的行为,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应该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研发能力,发展自主品牌,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低端、为别人打工的局面。应对得好,不仅可以减轻以至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冲击,而且可以利用危机带来的机遇,更好地发展自己。

    问:杨承训教授,您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哪些新特征?

    杨承训:阶段性特征是个性与共性的联结点。以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阶段特征就是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嬗变为国际金融超级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经济危机跟踪研究》一书的一个基本判断。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不仅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和基本矛盾,而且着重分析了它新出现的矛盾和新的表现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体系有几个演变的关键点:起点是布雷顿森林条约,美国成为美元霸权帝国;飙升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新自由主义政策占统治地位,美元霸权进一步强化对虚拟资本的国际垄断;爆破是2007年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及其延续。

    从经济规律上看,金融上升为统治地位、经济核心,协调支配整个经济,是一个必然趋势,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升华。但是,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制度保证以及其他条件配套。如果金融资本畸形化,数量无比巨大,脱离实体经济,变成为少数垄断金融资本巨头的投机、欺诈、发财的工具,那就会造成经济混乱,变成危害经济的祸水,在更高程度上加剧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个别企业(特别是日益精巧的金融机构和投机的垄断组织及其圈套丛生的金融创新)与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加剧了两极分化。尤其是一种货币和一小撮资本垄断集团控制了全世界,用印钞机剥削全世界,成为在全世界投机、欺诈、发财的武器。战后的美国成为以美元为武器的金融霸主,不仅控制本国巨大金融资本,而且控制全世界,使国内的金融和国际的金融形成一个连通器,加速经济的虚拟化,走向泡沫化,导致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带来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新的阶段特征,总体上可概括为七点。(1)资本主义发展极端不平衡,形成了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苏联解体前曾有两霸相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领袖和国际宪兵,把它的所谓“国家利益”扩展到全世界。(2)美国以无比强大的综合实力为后盾,以美元霸权取代一般的国际货币关系,通过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的虚拟经济主导全球化,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表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新形式。(3)垄断最先进的技术,并与虚拟资本紧密结合,强化金融的流动性与连锁性。(4)通过跨国公司组织推进实体产业转移,以新形式垄断国际商品市场与技术市场。(5)以虚拟经济支撑军事优势,利用核武器与空间技术等控制全球,军事力量布满世界各地,尤其抢占战略资源地域。(6)以新自由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作为统治意识,成为“意识帝国”,并作为战略政策在全世界强力推行,竭力对所有的国家进行颠覆、渗透。(7)由超级的经济虚拟化导致整体泡沫化,由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并通过各种方式转嫁于世界各国。这其中,最核心的经济特征乃是国际超级金融资本垄断,虚拟经济主导国内与世界经济。这七个特点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美国的虚拟经济达到GDP50倍之多,它垄断了金融的走势和信用评估的话语权,控制或渗透各国的大银行和股市,乃至财政。就军事而言,它在全世界的军事霸权也是靠金融虚拟资本支持的。

    问: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些新特征?

    杨承训: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七个新特点同以往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之间的关系,即后者继承与扩展前者,根本性质未变,而是发生了部分质变,寄生性、腐朽性更加突出了。正如列宁论证帝国主义阶段时所说:“金融资本主义并不消除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较不发达、较落后的形式),而是从它们中间、在它们之上成长起来。”(《列宁全集》第54卷第194页)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根本矛盾虽未变化,但有的矛盾激化了,有的新发生了,有的采取了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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