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

　　16世纪初，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谟从意大利返回祖国时，如是慨言。再后来，这个荷兰人成为当时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自清廷溃败时的第一拨留学生起，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一代代国人的外出和回归，形成了数千万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群体。具体到河南，在外华侨华人百万，归侨和侨眷也有百万。

　　一去一回之间，他们带走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

　　反哺巨力

　　投资助教，河南籍华侨华人很有心

　　历数河南知名华侨华人时，省外侨办相关负责人第一个谈及的就是宋良浩先生。

　　宋先生的籍贯不在河南，1935年，他出生于福建，后辗转到印尼创业发展。商丘市睢阳区，是他的祖籍所在地。

　　宋先生非常关注河南的教育事业。省外侨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至2011年下半年，10年间，宋良浩在河南已捐建近百所学校，单是在教育上的捐资就超亿元。

　　河南的华侨华人中，像宋良浩一样倾情家乡教育的还有很多。

　　比如旅居加拿大的焦作籍华侨曹俊生，目前已为焦作捐建17所小学，另有15所小学正在规划建设中。2006年，曹先生还以加拿大河南同乡会会长的身份，代表同乡会向河南捐款2000万元，捐建了100所华侨小学。

　　不过这些人最为显见的贡献，则是集中于经济领域，比如曹俊生，从1996年就开始与双汇集团合作，先后与双汇集团合资兴建了“漯河华懋双汇包装有限公司”等5家合资企业。

　　事实上，省外侨办和省商务厅均多次表示，在河南使用的外资上，来自华侨华人的投资多年来一直占了六成以上，而七成以上的外资、合资企业，站在背后的也是华侨华人。

　　2010年9月19日，第三届“华侨华人中原经济合作论坛”在平顶山开幕，短短两天时间，该论坛共签约合同金额457.18亿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的签约项目均为合同项目，不包括协议意向和已签约项目，涉及了机械加工、电力能源、食品及农产品深加工、高新技术等多个领域。

　　移民追思

　　移民异国他乡，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

　　然而，我们对于华侨华人移民的追思，却不能停止――他们为什么要移民？他们的出走，之于我们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陈光明说，移民主要分成三类：孩子上学移民、投资移民和一般移民。这其中占比最多的是前两种，比如北大、清华的学生，70%的会选择出去留学，而这70%回来的寥寥无几。

　　这些人为什么要出去？表面原因是国外教育更完备，但实际上这个事情折射的，是众多家长不愿孩子重复自己的生活。

　　还有投资移民。选择投资移民的基本都是企业家，还有一部分是官员。为什么？根本性的原因是人们缺乏安全感。不管是身家几千万元还是上亿元，好像不是自己的，因为个人权益很容易被侵犯。

　　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备，法律也不十分健全，这导致市场权大于法，存在很多不公平，总是遇到能力更强大的，自己很难把控，企业家也有不安全感，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后刘东勋说，人们选择移民，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必须承认，我们国内的教育、生活条件、人际关系和自然环境等很多方面，和发达国家比有着很大的差距。

　　刘东勋的同学、好友，目前好几个正在国外生活，结婚生子，他本人也做过访问学者，发现这些年里，包括专家学者这个圈子，其实是有一种情绪化移民倾向的，很多人觉得在国内生活得不舒服，想出去。怎么不舒服呢？很多个方面，说不清楚。

　　“我觉着这是需要反思的，反思精英们为什么想走、走了，应该怎么办？”刘东勋说。

　　名家观点

　　留住精英阶层，实际上就是拯救国家

　　给民众和谐公平的空间让民众发自内心地爱国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当人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后，会对安全感产生强烈的渴求。

　　移民到海外的，主要是官员、工商业者、学者、演员几类人，笼统地说就是精英阶层。他们选择移民，说白了就是没有安全感。

　　这是因为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常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预，司法不公现象屡有发生，以后的生活不可预期，不稳定因素太多，他们必须靠维持与权势的关系，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教育不行，很多人移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另外，市场环境脆弱，也是精英移民的大背景。

　　现在不正常的状态在加强，各种资源垄断越来越强。改革之初，一个小商小贩，可能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就能发家致富，但现在越来越难，人们的上升渠道在堵塞，阶层在板结化。

　　这些移民的精英，很多都只是弄了个绿卡或者外国国籍，生活主要还是在国内，一旦有什么变故或想法，他们随时可能抽身，定居国外。

　　精英移民看似与我们的生活无关，但是如果人才都移到国外了，我们国家不就成废墟了？留住精英阶层，实际上就是振兴国家，这就需要营造安定、公平、有秩序的社会环境，让大家都有一种归宿感。

　　我们不能随意指责那些移民到国外的人“不爱国”。一个国家，要让民众发自内心地热爱它，不应该是通过宣传来实现，而应该提高自身的吸引力，给民众一个安定、公平、和谐的氛围和空间，这样不仅能防止人才外流，同时也会吸引人才回归。

　　增强公民安全感才能长久留住人才

　　于建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在美国媒体推出的“失败国家”指标中，“人才流失”被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单独列出。

　　今年6月初，我国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

　　我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比较困难。人才之所以出走，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出现了问题。与以往移民的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并且是可以预知的安全感。这一安全感可以是为他们自己，也可以是为他们孩子今后生活考虑。

　　因为不懂规矩，整个社会不遵守规矩，人们对未来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感和恐惧感，不知今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提倡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实际上就是在增加确定性，因为有健全的法制，人们才知道自己的行为哪里会受到约束。

　　法制不健全的国家，悲哀就在于人们犯了错，还不知自己错在哪里。如果抛开这一关键点，光去谈怎么吸引创业资金就是徒劳的。因为都感觉不到安全了，还能留得长久吗？

　　当然，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对增强社会全体成员的安全感是十分重要的。要给所有人一个有保障的未来，社会福利制度必须完善。

　　中国社会面临上层远离和底层沦陷

　　童大焕时评人士

　　上层远离和底层沦陷，使中国正面临“人财两空”困境。

　　上层远离和底层沦陷成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上层在挖地三尺的掠夺性发展中杀鸡取卵式地榨取社会剩余价值，然后快速逃离（移民）；下层和子孙后代则被迫陷于自然环境和人心败坏的恶劣环境中苟延残喘。整个社会缺乏凝聚力与社会共识，离心离德、环境破坏、道德沦丧。

　　11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呐喊：改革正在过大关。今天的中国，仍然正在过大关。11年过去，这个关隘更明晰了：我们要过权贵资本的大关。

　　权贵资本的劫掠形式多种多样：行政垄断、行政管制、借土地矿山的“集体化国有化”浑水摸鱼，等等，不一而足。任其发展，权力和资本只会成为劫掠自然和百姓的掠夺者和“刮地皮的”，剩下满目疮痍的大地和败坏的人心给底层和子孙后代。

　　遏制权贵资本，不能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管制，群起而为的曝光和媒体运动，能使黑幕一点点暴露在阳光和监管者的眼皮底下，从而使权贵资本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恶行得到惩罚和遏制。黑暗最怕的不是权力，而是阳光。眼下的中国，迫切需要的就是“扒粪运动”，让阳光和公开化来洗涤污垢和罪恶。